新華社北京12月20日電（記者彭茜 張鴻墀）20世紀30年代，敘利亞巴爾米拉古城，一批精美的漢代絲織品被考古隊發現，其中包括一種被知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稱為“漢式綺組織”的織物。
這是漢代普遍使用的紡織技術：平紋的地組織上，經線相間隔地織起三上一下的斜紋浮花。其中一塊漢綺織有左右對稱的雙角獸，與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對鳥紋綺十分相似。
正是當時的巴爾米拉商人，從波斯人手中收入這些中國絲織品，然后轉賣到羅馬行省及沿海各地。
上海東華大學紡織學院教授屠恒賢認為，通過絲綢之路，西方不僅獲得了輕柔細膩的絲綢制品，也學習了穿梭于經緯線中的紡織技術。
經中間商轉手的絲綢制品十分昂貴，地中海區域各城市的紡織工人，便將絲與當地亞麻線重新混紡成新的織物出售，對絲的再加工促進了西方紡織技術發展。公元４世紀下半葉后，薩珊波斯絲織業興起，在此基礎上還開發了斜紋緯錦的新品種。
20世紀90年代，一塊與巴爾米拉出土漢綺構圖風格和織造技藝類似的漢綺，在新疆尉犁縣境內羅布泊西側的營盤遺址中出土。
處于東西方交流十字路口的新疆，見證了東西方紡織技術經由絲綢之路的交融。
多年來，新疆絲路沿線的古樓蘭、營盤、且末扎滾魯克、民豐尼雅以及吐魯番等地，集中出土了大量東漢魏晉至北朝時期紡織品。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教授李文瑛近期完成的“紡織考古”相關課題，通過分析出土紡織品材質、紋樣、技藝等，為絲綢之路的紡織技術與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佐證。
她介紹，早在公元前１世紀絲路暢通后，隨著絲綢的大量輸出，中原地區的蠶桑絲織技術就逐漸傳入新疆地區。不晚于３世紀，養蠶技術已傳入新疆，３世紀中期左右，新疆出現了復雜的地產錦等。隨后，絲綢產品和絲織技術又經由新疆沿絲綢之路縱深傳播。
“從史籍和考古資料看，漢晉時期，中國絲綢向西方傳播在新疆境內主要通過絲路的南道和中道，絲織技術特別是提花織錦的技術，應最先為地處絲路沿線的主要綠洲城鎮所借鑒。”她說。
漢晉時期，營盤地處絲路中道的交通要沖。上世紀９０年代，中國考古工作者在營盤遺址發掘出百余座墓葬。其中，營盤９５ＢＹＹＭ１５號墓規格最高，年代大體為東漢末至魏晉前涼時期。墓主人為一男性，頭戴貼金面具，袍服華麗，顯示出生前不同尋常的身份和地位。
墓主人頭枕雞鳴枕，這是漢唐時期中原百姓常用的寢具，其面料正是對禽對獸獸面紋漢綺。可見，自漢代中原王朝對西域進行統治和管理后，西域人生活中也處處傳承著漢文化。
而墓主人身上所穿的紅地人獸樹紋罽，則是一件東西合璧的產物。它獨特的雙層毛織物，由紅、黃兩色經緯按排列比1：1平紋交織，描繪了以石榴樹為軸兩兩相對的人物：他們裸體、卷發、高鼻，手持矛、盾、劍等武器作揮舞狀，具有典型的古希臘、羅馬風格。
人獸樹紋罽外袍的兩袖下半截則由幾何紋錦絳拼縫而成，上面漂亮的渦云紋是典型的西亞風格。李文瑛分析說，從工藝織造技術上看，這類錦絳可能是在傳統的中原平紋經錦的基礎上，加入了一些西域所產絲線紡織而成。綜合人獸樹紋罽的藝術、技術特征，研究人員推定它源于中亞大夏或犍陀羅等受希臘文化影響較深的地區。
“這座墓出土的紡織品既有來自內地的絲織品，也有受東西方紡織文化影響而產生于當地的絲綢新品種，更有來自遙遠西方世界的精紡的花罽。它們匯聚了西域本地及東西方不同的藝術、技術風格，從而表現出極為豐富的文化內涵。”李文瑛說。
西方紡織品對中國的影響首先是從紋飾開始的。李文瑛介紹，以新疆出土北朝絲綢紋樣為例，除了傳統的中國珍禽異獸，來自中亞、西亞、南亞一帶的各種動物及神獸大量出現，如獅、象、孔雀、山羊、翼馬、駱駝等。再如，魏晉以后，有西域文化特色的植物紋樣也開始出現，比如最早傳入的葡萄紋。
李文瑛說，在新疆出土的東漢魏晉至北朝時期的絲綢中，還有大量的顯花織物，從技術上看，當時除來自內地的絲綢生產采用傳統中原技術外，在新疆地區還出現了中亞技術體系的顯花絲織產品。她認為，對于這些絲織物，尤其是對反映當時絲織技術最高水平的織錦所傳達的技術信息還應深度挖掘，有助于深化絲綢之路紡織技術交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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